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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行音乐与时代同行?听听歌手李健怎么说

  

  岁月如歌,音乐始终与时代同行。歌为心声,流行不等于流量,音乐品格要经受观众和时间的双重检验。互联网时代,如何重新认识流行音乐?音乐创作面临何种挑战,存在哪些问题?创作如何更好深入生活、讴歌时代,从经典旋律、民族音乐传统中汲取创作养分?本期邀请四位音乐界一线创作者和专家探讨问题,分享经验,以飨读者。

  记者:去年,以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为代表的爱国歌曲再次被广为传唱,反映出音乐与时代的紧密联系。时隔几十年,它为何仍能打动人心?流行音乐书写重大社会题材的创作思路是什么?

  傅庚辰:与其说歌曲表现了时代,不如说时代选择了歌曲。歌曲的流行需要“触发点”,让大众产生广泛的共鸣和共情。好作品唱出了人民的心声,它的艺术生命就会很长。

  金兆钧:《我和我的祖国》找到了普适性的主题和切入点,提炼出“我的祖国和我”是“海和浪花一朵”的关系。它适合多种形式演唱,不像某些歌曲只适合一种形式演唱。人民性、时代性、艺术性,使歌曲具备了超越时空的艺术品格。

  处理重大社会题材,流行音乐的角度往往生动具体,歌词从个体出发,旋律偏重抒情,风格变动不居。比如乔羽在写《我的祖国》时就有意识地提炼出“一条大河”这个点,他说,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依山结庐、傍水而居,在一个孩子眼里,哪怕一条小河沟都是一条大河。《红旗飘飘》旋律是流行色彩,歌词以“那是从旭日上采下的虹,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”的朦胧诗风格开头,之后用“五星红旗,你是我的骄傲”直奔主题。《大中国》歌词朗朗上口、旋律带有民歌风格……随着人们生活日益丰富,艺术形式更多样,创作者需要找到更巧妙的切入点。

  李海鹰:音乐语言要以情感作为歌词和旋律的连接纽带。情感越贴近,越能引起共鸣。在为《七子之歌——澳门》谱曲时,我将闻一多原诗“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”改为“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”,保留原意,更易传唱。“呱嗒板”踩在石板街上的声音、澳门“大三巴”牌坊的钟声,都成为这首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。以童声告白母亲的形式渐进,在“母亲,母亲”的呢喃中平静结束,形成了自然的情感流淌。澳门回归祖国已21年,如今这首歌,又被时代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。

  记者:流行音乐既是一种音乐艺术形式,也具有大众文化意味。从音乐本体和文化传播层面,如何认识和理解流行音乐?流行音乐吸引受众的根本魅力是什么?

  傅庚辰:流行音乐的创作和演唱,是广义层面的传播和传唱。我们不应窄化“流行音乐”,被广为传唱、有积极意义的歌曲,都是流行的音乐、大众的音乐。

  对流行音乐的关注,不仅是技法迭代、传播创新、表演形态创新层面,更要关注它的社会价值、人文价值。流行音乐吸引大众,是因其观照着人们普遍的情感体验,唱出人们心灵的“主旋律”。

  李海鹰:音乐成为时代的见证,便能常听常新。流行音乐创作导向是引领大众审美以及行业发展的关键。没有创新就没有流行,创新是流行音乐的魅力和动力。创作者不要给自己设定固定模式,要广泛汲取灵感,勇敢投入创作。

  李健:流行音乐的中心词是“音乐”,它要符合音乐的艺术属性,而不能只满足“流行”。好歌的标准,浅层次是悦耳,最高层次是直击人心。流行音乐独具魅力,因为它兼顾着音乐和文学两种艺术法则。创作者既要掌握音律,也要掌握文字,还要掌握其间的奥秘。

  记者:有时听人感叹听歌渠道越来越多,“中听”的新歌却不多。回望中国流行音乐发展,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流传至今、人气不减。您认为这些作品具有什么特点,它们的经典性从何而来?当下的流行音乐创作,在哪些方面还需要提升?

  经典性是多元的。有时是某种情绪的流行,它的沉淀和传唱是一种记录。有时是带有普遍情感的沉淀,它不随着时间流逝而改变。真正能够让音乐流行而成为经典的作品,都是在表达具有共性的人类情感或情绪。

  金兆钧:能流传下来的流行音乐作品往往具有三个特性,即鲜明的时代和生活气息、高水准的艺术性、被广泛接受喜爱的大众性,由此产生了流行音乐的经典性。

  创作态度决定创作水准。一首歌可以打磨修改半年甚至更久,比如《寂寞让我如此美丽》,当年光是配器就修改了17版。很多作品都是在修改中形成闪光点。歌手的认真程度也决定着音乐水准。为什么现在一些歌手现场会跑调?因为在录音室里只录过一两遍,还是一句句录完再修音,不是一气儿从头唱到尾,没有经过严格训练。流行音乐不是一夜成名的投机乐园,一切违背艺术规律的做法都不能长久。

  创作心态决定创作质量。音乐人别忘了初心,要怀着对音乐的热爱、对生活的强烈感受去创作。一些歌曲会有沉淀期,经历一段时间后才开始流行。要沉住气,多些“无心插柳”的心态,少些“有心栽花”的功利。

  记者:在信息密集的互联网时代,“流行”的衡量标准发生了改变。有人认为,当前流行音乐存在“歌曲多、精品少”的现象,您认同吗?这是否与网络对流行音乐传播带来的变化有关?面临新环境、新挑战,流行音乐创作出现了哪些新问题?

  金兆钧:“流行”的标准变了,音乐消费分众时代已经来临。但经典和精品的判断标准没变,那就是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有突破、有创造。

  过去流行音乐由唱片公司把关,由编辑选择优秀作品。现在是“全民创作”,网络音乐制作没有专业把关人,门槛降低,音乐的产量急剧增加,被听到和被记住的概率也在下降。一些人认为精品少了,是因为及格线下的作品太多了,昙花一现的“网红音乐”太多了。网上有很多作曲模块,有现成的节奏就可以套用。但歌词与旋律如何有机融合,艺术表达如何创新,这些问题没有解决。最关键的是,这样的作品没有酝酿打磨,缺乏个性化表达,无法产生共鸣。流行不是流水线,流行音乐是“人人心中有而笔下无”的突破,独创性是其生命力。

  李海鹰:互联网时代,平台更丰富,受众审美更多元,音乐制作硬件水平更高。但是,流行音乐的发展需要创作主体进一步增强原创力。

  目前,一些年轻音乐人比较甘于做“工蜂”。比如,围绕某个歌手进行创作和制作,风格和定位都固定去写“命题音乐”。我认为,创作者还是要从音乐本体出发,保持创作的自觉和主体意识。要有创作的雄心和使命感,那就是立志创作出被更多人接受喜爱、可以流行甚至流传的作品,而不是制作音乐的商业产品。

  李健:音乐的标准,从来不会因为传播容易而降低。相反,由于数量庞大,人们听到好音乐的机会更少了。这几年,网络和电视音乐类综艺成为新人走向大众传播视野的途径之一,但人们发现,各个节目中翻来覆去都是那些歌曲,这就暴露出优秀原创作品的匮乏。

  记者:在您看来,词、曲、唱之间的理想关系应该是怎样的?从自身创作和观察出发,您有什么经验可以与音乐创作者、表演者分享?

  傅庚辰:流行音乐创作不能沉浸在自己的“小世界”里,要抓取真正有现实质感的音乐语言,向生活要灵感、要激情,要艺术的真善美。

  从作曲角度看,要把歌词表现得生动准确,需要吃透作品的主题思想,吃透作品的艺术风格。创作歌曲《地道战》时,起初在北京写了初稿,比较平淡,我自己不太满意。后来去河北冉庄、李庄实地走访,体验生活1个月,和当年打地道战的老战士面对面交谈。地道战的形象逐渐鲜活起来——他们在碾盘下、在灶台下,穿墙而过、从庄稼地出来……有天,我走到村子边,一眼望到对面的庄稼地,突然脑子里冒出来:“地道战,嘿,地道战,埋伏下神兵千百万……”我赶快跑回住的老乡家里,立刻创作出了这首歌曲。

  李海鹰:词曲要相辅相成,构建艺术美的意象。创作《弯弯的月亮》,我先谱曲,后填词,创作初衷是想描绘美丽的珠江三角洲。我从疍家人的水上生活场景中取材。那时,我们需要坐轮船过江,如果错过电船,只能坐小船。我们的船是双桨,摇橹声与江南单桨不同,我便把独特的划船声直接编进了歌曲开头。夜空、流水、小船、月亮,这些意象是沉淀在我心里的情感记忆。灵感不会挥手等待我们。创作者要不停生活、不停学习、不停地写,保持勤奋扎实的创作状态。

  李健:我认为,词曲结合在一起好像一对情侣,需要情投意合才会产生真正的化学效应。有时,并不能说词不好或旋律不好,只不过它们没有找到合适的人,它们都在等待匹配的对象。

  每当我写一首歌时,我都会问自己:究竟要表达什么?如何表达?主题大多之前已经写过,创作者无非在找属于自己的角度和音乐语汇。如果没有自己的表达方式,就没有表达的意义。要逐渐摸索自己的创作风格。比如旋律的写法、词句的斟酌,任何方面都可以呈现所谓“独特”。风格一定不是设定出来的,是自然而然形成的。

  创作来源是四面八方的,阅读和游历意味着广阔的空间。但终归是创作者自身要有所体会,对周遭有所洞察。

  金兆钧:歌曲要有画龙点睛之笔,歌词需要捕捉生活动态,表现大众心态。最动人的那一句要简洁、有力、口语化,让人听一遍就能记下。比如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,对不同环境、不同人,“时间都去哪儿了”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,在生活节奏快的今天,容易引发大众热议。

  记者:近年来,“中国风”成为流行歌曲的一种创作趋势,比如诗词的应用、民族乐器的使用、传统民谣和小调的借鉴融合。流行音乐如何更好挖掘和利用民族文化和音乐传统?

  金兆钧:民族民间音乐是“根源”音乐。谁的根基深厚,谁在未来便拥有更大发展空间。2003年,一位外国音乐学家跟我说,“21世纪的世界音乐是中国的”。因为中国流行音乐的根是民族民间音乐,拥有丰富的资源。

  运用民族民间音乐,关键要有所发展。比如结合华阴老腔和摇滚音乐的《华阴老腔一声喊》,融合流行、戏曲与艺术化流行唱法的《左手指月》等,都是结合现代音乐技法或其他音乐类型,进行了再创作。